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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模版 撕裂的新加坡：曾經的“亞洲四小龍”風光不再
文章導讀：事實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後，新加坡就已經平靜不再。新加坡長期累積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集中爆發，經濟景氣不再，外交戰略失誤，接班人問題明爭暗鬥。
文| 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航油集團前副總裁陳九霖
扼守馬六甲咽喉要道的新加坡，最近又上瞭頭條。6月14日凌晨，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的女兒李瑋玲和二兒子李顯揚在其兄——也就是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休假之際，發佈一份長達6頁的聯合聲明，題為《李光耀的價值觀哪去瞭》（What Has Happened to Lee Kuan Yew’s Values），他們二人指責李顯龍濫用總理職權，不顧李光耀生前的意願，設法挽留李光耀歐思禮路38號的故居，並稱已經對無論是作為哥哥還是領導人的李顯龍失去信心，對新加坡的未來感到擔憂。李顯龍的弟弟妹妹們認為，李顯龍正試圖利用李光耀的政治影響力為自己的兒子——李鴻毅接班做鋪墊。同時，他們也對李顯龍妻子何晶位居高位“幹政”表示不滿。
而新加坡政府的多位高官則公開表態支持李顯龍。這也被質疑為李顯龍動用公權力幹預瞭“兄弟姐妹之間的分歧”。
“如果總理能夠濫用公權力來對待反抗他的弟弟妹妹，那麼，他對普通民眾又會做什麼？”李瑋玲的回應更是撥動瞭新加坡人的神經。
事實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後，新加坡就已經平靜不再。新加坡長期累積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集中爆發，經濟景氣不再，外交戰略失誤，接班人問題明爭暗鬥。原本隻在表面下激蕩的暗流，借此兄妹鬩墻之機快速地沖擊這個彈丸小國，撕裂瞭這片土地，也撕裂瞭世界對這個國傢的認知。李氏兄妹的爭執又何嘗不是新加坡人對於國傢前途命運不安擔憂的縮影？
矛盾重重的新加坡在後李光耀時代，將何去何從？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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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已經過氣？
曾經的“亞洲四小龍”風光不再
上個世紀60年代，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新加坡充分把握發達國傢對外轉移產業的機遇，成為亞洲第一批“吃螃蟹”者，取得豐碩的經濟回報，被稱為“亞洲四小龍”。
一直以來，新加坡模式都是快速發展和奇跡的代名詞。新加坡借助天然區位優勢與本國歷史特點，自1965年獨立以來，走出瞭一條符合自身特色的國傢資本主義道路，包括引入制造業、吸引外資、發展轉口貿易、打造石油集散地等，實現瞭經濟的飛躍式發展，從以前一個破敗的小漁村一躍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成功的背後，離不開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的運籌帷幄，而隨著強人李光耀於2015年去世，新加坡的光芒也似乎漸漸淡去。
以李光耀逝世為分界點，“後李光耀時代”的獅城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
在經濟層面，近兩年來，新加坡經濟出現明顯下滑。從數據來看，2016年，新加坡前三季度均出現環比萎縮，雖然第四季度實現瞭回升，但是全年整體2%的增速仍然讓曾經的經濟輝煌越來越遙遠。即使在增速高達2.9%的第四季度，新加坡的失業率卻升至2.2%，達到6年以來的高點，房價則環比下跌0.4%，已是連續第13個季度下跌，創1975年公佈數據以來最長時間下跌紀錄。
作為國傢控股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傢，新加坡的兩大國傢投資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公司（下稱“淡馬錫”）是其最為核心的經濟支柱，而這兩傢公司過去兩年也虧損慘重，GIC業績在2015—2016財年出現瞭下滑，過去20年業績收益率由4.9%跌至4%。淡馬錫去年則出現瞭240億新加坡元的巨額虧損，2016財年一年期股東回報率則為-9.02%，與成立以來15%的總回報率形成瞭鮮明對比。最近，新加坡經濟支柱之一的新加坡航空集團再次爆出其2017年第一季度虧損1.38億新加坡元，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純利8.04億新加坡元和2016年第一季度純利2.25億新加坡元，下滑顯著。
新加坡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地步的呢？從經濟上講，這正是因為其國傢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先天的狹隘性。雖然今年以來，新加坡經濟出現瞭增速上漲的跡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新加坡經濟模式自身的“硬傷”對其經濟發展正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
首先，新加坡自身經濟結構存在一定程度的畸形。新加坡以服務業與制造業為主，其自身發展依賴的是開放的市場與高效的人才資源，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近兩年來，新加坡服務業和制造業的下滑直接帶來瞭整個經濟的下滑，重創瞭經濟基礎。
其次，外向型經濟具有明顯的脆弱性與敏感性。當下，全球經濟的不景氣與不穩定仍在持續，作為貿易為主的國傢，新加坡的經濟更是受到直接影響。難民、恐怖主義帶來的世界政局動蕩更是加劇瞭政治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一系列倡導“本國優先”的政治傢上臺後，世界范圍內民粹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更是嚴重地沖擊瞭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最後，偏安一隅很容易被時代拋棄。近些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傢的崛起，新加坡面臨的外部競爭加劇。僅我國上海港的崛起就直接對新加坡港口的吞吐業務量造成瞭巨大沖擊，新加坡曾經的世界第一大港口的殊榮也拱手讓出。2016年11月，中國—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正式開航更是讓中國突破馬六甲的“重圍”，進一步降低瞭新加坡在遠東地區的重要性，克拉運河提上日程也讓新加坡感受到更大的威脅。可以說，不管從內部發展還是外部環境而言，新加坡面臨的形勢都不容樂觀。
“新加坡模式”曾被奉上“神壇”
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傢。獨立的新加坡如同被上天拋棄的孩童，不僅受困於國土面積狹小、資源短缺、工業基礎薄弱等內在因素，還要面對強敵環伺的外部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什麼樣的生存發展道路成為新加坡當時最重要的問題。
當時全世界籠罩在冷戰的陰雲之下，新加坡無疑也要面對到底是采用“蘇聯模式”還是“西方模式”的選擇題。對於這個看上去是二選一的問題，新加坡年輕的掌舵人李光耀卻給出瞭第三種答案，即開創屬於自己的“新加坡模式”。
要三言兩語地概括“新加坡模式”顯然是困難的，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其主要特點。首先是實用主義或稱功利主義的執政方針。這也是李光耀執政的最大特點。在意識形態鬥爭風起雲湧的時代，李光耀不拘泥於某一種思想或理論，而是關註“管理剛獨立的新加坡，照顧200萬新加坡人的生計”。正是因為有瞭明確的目標，才使得他能在建國後專註於解決現實問題，而不像很多新近獨立的國傢一樣，陷入民主的亂局。其次是富有遠見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在中美建交之初，新加坡敏銳地意識到此事的重大意義，迅速以“親美知華”的優勢，扮演瞭中美交往橋梁和平臺的角色，借助美國的強大和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發展而獲得快速發展。再次是善於學習他國的成功經驗。無論是建國之初向以色列學習全民兵役制度，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向日本學習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都使得新加坡能夠少走彎路，迅速騰飛。最後是引進外資，發展轉港貿易和石油集散中心以及進行來料加工。
新加坡模式既不同於“蘇聯模式”，也不同於被西方世界奉為圭臬的自由民主體制。這在當時曾飽受非議，但後來事實證明，李光耀所開創的“新加坡模式”為社會帶來瞭繁榮和進步，給新加坡人民帶來瞭福祉。
“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意義，或許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教授指出的那樣，在於“找到瞭一套適合在由西方大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時代生存的道路”。因此，隨著新加坡經濟的騰飛，“新加坡模式”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國傢的追捧。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出國去看看，並且要向各國學習，特別是向新加坡學習。他們有良好的社會紀律和良好的社會秩序，我們應當向他們借鑒，並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這段話使得全國范圍內掀起瞭學習“新加坡模式”的熱潮。
1997年，中國市長協會組織瞭一批市長赴新加坡參加“中國市長高級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學開始專門設立以中文授課、招收中國學員為主的管理經濟學碩士學位班，並在後來成為度身定制課程培訓中國官員的基地，逐漸有瞭“海外黨校”之稱；2001年，中組部和教育部也先後開始向新加坡選送學員。
客觀來說，“新加坡模式”對於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確實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無論是其對市場經濟高度有效的宏觀管理，還是其宏觀經濟的各項調控法律；無論是其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有效實踐，還是其對於綠色環保孜孜不倦的追求，都為中國的發展和騰飛提供瞭可供借鑒的經驗。
“新加坡模式”緣何式微？
“新加坡模式”的欣欣向榮，可以說一直持續到瞭2010年。這一年，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在這一年，美國為瞭對中國進行遏制，提出瞭“亞太再平衡”戰略，而這一戰略的“始作俑者”正是新加坡。至此，新加坡與中國的甜蜜關系經受挑戰，“新加坡模式”也開始遭到質疑。
到瞭2015年，隨著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更是雪上加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李光耀已經成瞭“新加坡模式”的代言人，甚至就是“新加坡模式”本身。除他之外，沒有人具備同等級別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因此，2015年李光耀的逝世，也意味著“新加坡模式”的式微，而發生於2017年6月14日的李氏傢族內鬥，則是將這種隱憂公之於眾的標志。李光耀子女李瑋玲和李顯揚公開表示，“李光耀的價值觀被自己的兒子破壞瞭”“我們為新加坡擔憂”。
“新加坡模式”的式微除瞭體現在經濟上，還體現在政治上，李光耀逝世後新加坡社會的凝聚力逐漸失去，連李氏傢族內部都出現紛爭，且不斷擴散，以致愈演愈烈，這其實是新加坡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在外交上，新加坡在國際的外交地位可謂“江河日下”，其力推的TPP遭到美國拋棄，“聯美制中”的外交政策也被特朗普政府推翻，新加坡插手南海問題也未能如願。在內政上，李顯龍一直希望扶持兒子李泓毅做自己的接班人，被李傢內部揭穿。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式微，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以李顯龍為首的新加坡執政者，放棄瞭早在建國之初就由李光耀確立的“新加坡模式”的三個最重要的特點。
首先，李顯龍為首的新加坡執政者拋棄瞭“新加坡模式”的精髓——實用主義。面對中國的崛起，李顯龍抱有恐懼和焦慮的傳統西方精英思維，不假思索地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和直接威脅。這種思想不但阻礙瞭新加坡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速列車，還使得新加坡強行地以區區國力妄圖阻擋中國的騰飛，這無異於螳臂當車，後果自然慘不忍睹。
其次，李顯龍為首的新加坡執政者顯然不具有李光耀的遠見卓識，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流失瞭原來所處的中立與平衡位置，快速倒向美國和日本。除瞭提出“亞太再平衡”的戰略雛形，新加坡還插手南海問題，力促美國推進排除中國的TPP。事實證明，新加坡的這些小動作最後都是“搬起石頭砸瞭自己的腳”。最終，不僅“亞太再平衡”戰略名存實亡，南海問題日漸平靜，新加坡刻意追求的TPP也因為美國國會的阻礙和特朗普的退出而壽終正寢。
第三，李顯龍為首的新加坡執政者固步自封，沒有與時俱進地學習其他國傢的成功經驗，尤其是沒有建立起國傢的核心競爭力。回顧李顯龍執政以來，除瞭原有的石油集散地、轉港貿易及其延伸的金融產業外，沒有建立起任何其他獨特的支柱產業。
如果新加坡執政者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那麼，“新加坡模式”前途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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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經濟的半壁江山：淡馬錫、GIC虧損之困
2017年5月，國際金融領域爆出大新聞。瑞銀集團的第一大股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試圖減持瑞銀股票，出售規模達16億美元。減持後，GIC對瑞銀集團的持股比例將從5.1%降至2.7%。
這則新聞之所以意義重大，原因在於它是GIC首次主動公開承認其投資蒙受虧損。對於虧損的數額，雖然GIC至今也沒有給出精確的數字，但根據路透社引述旗下刊物《國際金融評論》的報道，GIC在瑞銀的投資很有可能要面對超過40億瑞郎（約40億美元或56億新加坡元）的實現和未實現虧損。
除瞭GIC之外，新加坡另一傢支柱性的投資公司淡馬錫目前的日子也不好過。到瞭2016年，淡馬錫的凈值較上年減少240億新加坡元，這是2009年以來淡馬錫凈值首次下降。
曾經春風得意的淡馬錫和GIC，如今平價內衣卻落得連連虧損的境地，不及時調整模式與策略恐撕裂新加坡經濟。
淡馬錫CEO何晶
淡馬錫和GIC模式究竟是什麼？
新加坡政府的金融資產有三個去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淡馬錫、GIC。
淡馬錫在爪哇語中是“海城”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古稱。淡馬錫成立於1974年，是新加坡的國有控股資本公司，新加坡財政部擁有其100%的股權，是一傢以市場化方式運營的政府投資公司。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淡馬錫的投資涉及45傢公司，投資組合凈值2660億新元（約合13060.6億元人民幣），是新加坡國民經濟命脈的主宰者。可以說，淡馬錫集監管和投資於一身，在新加坡經濟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GIC則是一傢國有投資公司，成立於1981年，是新加坡最大的國際投資機構，其主要任務是管理新加坡的外匯儲備，跨出新加坡國界向海外大舉投資。GIC的工作職責是幫助政府管理資產，但是資產的所有權都歸政府，通俗地說就是幫政府打工，在長期內以較好的收益來保證外匯儲備的購買能力。GIC一直被稱為“亞洲最大與最神秘的投資者”，目前管理的資產超過千億美元，其規模與巴菲特掌管的投資帝國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相當。
雖然同為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投資公司，但淡馬錫與GIC仍然有很多區別。在治理結構方面，雖然淡馬錫和GIC是新加坡政府全資擁有的兩個國有企業，但根據新加坡憲法，淡馬錫的董事會成員變動、首席執行官變動和儲備金的動用需要新加坡總統批準；GIC則僅在董事會成員變動時需要總統批準。在運營模式方面，淡馬錫進行商業化運作，追求利潤，正常納稅並向股東分紅，其財務狀況也由會計師審計；GIC則受托管理政府的大部分金融資產，並不對這些資產擁有所有權，隻是收取管理費用，GIC的財務狀況通常由總統任命的總審計師審計。在投資目的方面，淡馬錫看重高回報，因此更願意承擔高風險性的投資，而GIC的投資目的不單純為瞭盈利，還在於保持外匯的價值，因而GIC會涉及各種資產種類的合理配置以降低風險，其大部分投資都是在公共市場交易的股票、證券和貨幣，僅有小部分在私募股權和房地產。在投資地域方面，淡馬錫的投資有30%左右在本土，對新加坡很多大型國有企業保持控股，GIC則管理著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全部投資都在海外。
淡馬錫依靠政商關系的做法不可持久
不可否認，在淡馬錫和GIC成立之初，二者的確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淡馬錫和GIC模式已經不太適應時代要求，開始日漸式微。
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淡馬錫在新加坡和中國的資產分別占投資組合的29%和25%，美國位居第三占10%，歐洲占8%。可見，其大部分投資在新加坡和中國。但是，隨著新加坡和中國經濟力量的此消彼長，淡馬錫的投資回報將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
在新加坡方面，由於新加坡本身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的先天不足，其市場增長空間極其有限，這導致瞭淡馬錫在新加坡投資的盈利空間日趨見頂。近年來，隨著周邊國傢經濟的陸續起飛，新加坡失去瞭很多生意，其國內市場非但沒能實現有效增長，反而呈現出日趨萎縮的頹勢。在中國方面，日趨增長的經濟體量，讓淡馬錫陷入瞭進退維谷的窘境：中國經濟下行，會沖擊新加坡的投資與貿易；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中國提供瞭更多的選項，對新加坡投資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即使如此，淡馬錫本來可以憑借其華人為主以及語言便利的獨特優勢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但新加坡偏偏唯美日馬首是瞻，更為嚴重的是，它一度挾美日自重，拉其遏制中國的發展，這已經引起瞭中國的高度警覺，長此以往，不僅會影響中新關系，還會影響淡馬錫控股對華投資，減少其在華所能分享到的利益。
事實上，淡馬錫的投資回報已連續數年低於其財富增值標準。2015年，標準普爾甚至聲稱淡馬錫的風險級別與希臘、牙買加相近，並要調整其信用評級。再加上2016年其凈值虧損240億新加坡元，其處境的確不容樂觀。
淡馬錫的問題在於其體制與模式。淡馬錫在某種意義上采用的是傢族管理體制。李顯龍是新加坡政府總理，李顯龍夫人何晶是淡馬錫CE運動內衣穿法O。這種依賴於李傢的體制，很容易與李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淡馬錫模式過分重視政商關系，曾經為此付出過沉重代價。例如，2006年，淡馬錫利用與時任泰國總理他信的關系，與其傢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團達成協議，以約合18.8億美元買到西那瓦集團49.6%的控股權。這激起泰國大規模的民族主義反彈，並引發瞭泰國的政治危機。同樣的案例也發生在印度尼西亞電信公司。這種依靠政商關系的做法終究不可長久。
GIC缺少制衡機制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GIC。這傢專註於投資海外資產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似乎一直沒能緩過勁來，重振昔日雄風遙遙無期。這一方面存在著市場的原因，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際市場整體上急轉直下，除瞭中國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之外，全球經濟一蹶不振，復蘇的步伐極其緩慢。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GIC很難找到可供其投資的優質項目，退出也成問題。但GIC模式走到盡頭的核心問題，還是其嚴重缺乏透明度、決策的民主程序和制衡機制不足。
這裡僅以GIC投資瑞銀為例以解剖麻雀。
2007年底，金融危機的浪潮開始吞噬美國和西方世界，作為全球最大財富管理公司，瑞銀集團因為次貸危機，額外資產減值近100億美元。為解決此次危機，瑞銀著手引入GIC以及中東投資者註資。關鍵時刻，GIC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現，向瑞銀註資97.4億美元，並借此持有瑞銀9%的股權。如此大手筆，也是GIC歷來對單一公司最大筆投資。
對於此次投資，GIC時任副主席、現任新加坡總統陳慶炎表示，“我們的投資組合是長期性的投資。我們投資瑞銀是因為它有獨特的長項。瑞銀在全球財富管理方面做得很好。因此，我們很有信心這些投資會長期給我們帶來很好的回報。” GIC甚至對自己能夠在一個星期內作出如此巨大的投資決策頗為自豪，這體現瞭新加坡效力。
事後來看，當時GIC顯然小覷瞭金融危機的巨大破壞力。盡管GIC大筆輸血註資，但是，瑞銀的股價卻依然沒有止住下跌的趨勢。令人意外的是，面對連年虧損和股價下跌，GIC卻似乎失去瞭敏銳的嗅覺，沒有及時斬倉止損，盲目崇拜瑞銀的品牌。
根據瑞銀發佈的2007年財報，瑞銀全年虧損43.84億瑞士法郎，但當時的GIC卻逆勢而動，繼續增加在瑞銀的股權占比，一度達到9.54%。整個2008年，瑞銀集團虧損196.97億瑞士法郎，是該銀行歷史上最大的全年虧損，但2008年5月，瑞銀按每20股配7股新股的方式配售，GIC全數認購，再度註入約7700萬新加坡元。對於這樣的決策，沒有任何制衡機制予以制約，哪怕是來自於所謂的政府“精英”的提醒都沒有，盡管新加坡一直自詡“精英治國”。
到瞭2009年，連GIC主席李光耀都已經意識到，由於太早進場註資瑞銀，導致蒙受賬面損失較高，但GIC時任副董事長陳慶炎卻依舊信心滿滿。他曾多次表示，仍然對瑞銀的前景有信心，甚至在瑞士政府賣掉瞭持有的瑞銀9%的股權後，GIC依然表示，“作為瑞銀的大股東，以長遠來看，我們仍然對前景有信心。” 到瞭2010年，面對已經達到51億美元的巨額虧損，GIC還是沒能意識到敗局已定，時任首席投資官黃國松表示，可能需要比最初預期更長的時間才能收回該筆投資，但對瑞銀的長期前景“有信心”。
GIC的瘋狂豪賭最終沒能挽回敗局。於是，就有瞭上文提到的GIC減持瑞銀股票致使巨額虧損的新聞。
有國外媒體估算，GIC目前管理的資產超過3000億美元；淡馬錫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價占到整個新加坡股票市場的47%。可以說這兩傢公司，幾乎主宰瞭新加坡的經濟命脈。一有風吹草動，無疑會嚴重地影響新加坡經濟。
如前所述，GIC與淡馬錫近年來的式微，並非是偶然，也不僅僅是市場因素，其體制滯後於時代及其模式失靈是根本原因。如李瑋玲和李顯揚在聯合聲明中所言，“自從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逝世以來，我們就因為李顯龍濫用他的地位和對新加坡政府及其代理的影響力而推進其私人日程，感受到威脅。我們擔憂的是，這種體制對於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缺少制衡。” 李氏傢族內部其實已經看出問題的根源，關鍵是願不願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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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出路
毫無疑問，新加坡目前仍然算得上標準意義上的發達國傢。2016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達5.29萬美元，是日本人均GDP的1.63倍，是韓國人均GDP的1.94倍，是中國內地的6倍多。
然而，同樣是在2016年，新加坡卻遭遇瞭GDP總值“滑鐵盧”。曾經被譽為“花園城市”的新加坡，到底怎麼瞭？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新加坡為什麼能夠走向成功？
新加坡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要素之一，是其所處的地緣位置。新加坡利用馬六甲海峽，建設轉口貿易基地，讓它取得瞭巨大成功。中國改革開放前，新加坡充分利用東亞經濟崛起這個機會實現瞭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讓新加坡進一步發揮瞭轉口貿易國的優勢。新加坡之所以能獲得這些好處，在於其在中美之間準確的政治定位——中美聯系的橋梁。但令人遺憾的是，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新加坡政府對中國的憂慮開始快速增加。當新加坡選擇不再扮演中美之間的橋梁後，其繁榮自然會遭到嚴重打擊。
弄清楚瞭新加坡衰落的癥結後，隻有對癥下藥才是新加坡未來持續繁榮的唯一方法。
在政治上，李顯龍必須拿出勇氣脫去新加坡假民主的外衣，徹徹底底地完成從“威權”到“放權”的過渡。李光耀時期，新加坡的政治可以概括為“有儒傢傳統思想的理想主義者通過馬基雅維利式的手段實現霍佈斯式的秩序，以及邊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這種威權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既由於新加坡當年建國時處於極其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也由於李光耀本人所具有的無與倫比的權威和人格魅力。
如今時過境遷，新加坡已經成為發達國傢，當年危機四伏的周邊環境大為改善，李顯龍本人也不具備李光耀那樣崇高的威望，因此，李顯龍無力延續威權政治的模式。隻有轉而切實推進放權，完善現有的選舉和多黨制度，把民主落到實處，讓真正有能力的人、“置國傢和人民於第一位”的人脫穎而出擔任領導人，並建立制衡機制，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
在經濟方面，新加坡因為一直不遺餘力地慫恿美國遏制中國崛起，其經濟也深受其累，已經承受瞭越來越大的壓力。隨著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馬來西亞皇京港的竣工和運營，這種壓力將會持續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李顯龍需要考慮新加坡資源缺乏的實際情況，克服自身經濟結構上的畸形問題，解決新加坡沒有國傢核心競爭力的問題。需要通過引入人才、降低成本等措施，把新加坡打造成“金融、智能、生命科學”為核心競爭力的“矽谷”。與此同時，新加坡經濟過去的發展與騰飛，除瞭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外，還得益於其扮演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橋梁。因此，李顯龍必須重新擺正新加坡的定位，消除前期政策造成的負面影響，隻有搭上中國經濟的快速列車，才能保證新加坡經濟的長期繁榮。
新加坡作為一個華人占瞭70%的國傢，與中國本來就具有“血濃於水”的親情。隻要新加坡能夠徹底改變現在的外交政策，既不做名義上的“騎墻派”，更不做實際上的親近美日、仇視中國的“急先鋒”，真正放棄“丫鬟的命小姐的心”的不切實際的外交戰略，以其實際的核心利益為原則，那麼新加坡的未來就仍有可能在“遠親不如近鄰”的現實中，搭乘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作者：陳九霖
責任編輯：鐘齊鳴_NF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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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導讀：事實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後，新加坡就已經平靜不再。新加坡長期累積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集中爆發，經濟景氣不再，外交戰略失誤，接班人問題明爭暗鬥。
文| 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航油集團前副總裁陳九霖
扼守馬六甲咽喉要道的新加坡，最近又上瞭頭條。6月14日凌晨，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的女兒李瑋玲和二兒子李顯揚在其兄——也就是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休假之際，發佈一份長達6頁的聯合聲明，題為《李光耀的價值觀哪去瞭》（What Has Happened to Lee Kuan Yew’s Values），他們二人指責李顯龍濫用總理職權，不顧李光耀生前的意願，設法挽留李光耀歐思禮路38號的故居，並稱已經對無論是作為哥哥還是領導人的李顯龍失去信心，對新加坡的未來感到擔憂。李顯龍的弟弟妹妹們認為，李顯龍正試圖利用李光耀的政治影響力為自己的兒子——李鴻毅接班做鋪墊。同時，他們也對李顯龍妻子何晶位居高位“幹政”表示不滿。
而新加坡政府的多位高官則公開表態支持李顯龍。這也被質疑為李顯龍動用公權力幹預瞭“兄弟姐妹之間的分歧”。
“如果總理能夠濫用公權力來對待反抗他的弟弟妹妹，那麼，他對普通民眾又會做什麼？”李瑋玲的回應更是撥動瞭新加坡人的神經。
事實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後，新加坡就已經平靜不再。新加坡長期累積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集中爆發，經濟景氣不再，外交戰略失誤，接班人問題明爭暗鬥。原本隻在表面下激蕩的暗流，借此兄妹鬩墻之機快速地沖擊這個彈丸小國，撕裂瞭這片土地，也撕裂瞭世界對這個國傢的認知。李氏兄妹的爭執又何嘗不是新加坡人對於國傢前途命運不安擔憂的縮影？
矛盾重重的新加坡在後李光耀時代，將何去何從？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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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已經過氣？
曾經的“亞洲四小龍”風光不再
上個世紀60年代，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新加坡充分把握發達國傢對外轉移產業的機遇，成為亞洲第一批“吃螃蟹”者，取得豐碩的經濟回報，被稱為“亞洲四小龍”。
一直以來，新加坡模式都是快速發展和奇跡的代名詞。新加坡借助天然區位優勢與本國歷史特點，自1965年獨立以來，走出瞭一條符合自身特色的國傢資本主義道路，包括引入制造業、吸引外資、發展轉口貿易、打造石油集散地等，實現瞭經濟的飛躍式發展，從以前一個破敗的小漁村一躍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成功的背後，離不開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的運籌帷幄，而隨著強人李光耀於2015年去世，新加坡的光芒也似乎漸漸淡去。
以李光耀逝世為分界點，“後李光耀時代”的獅城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
在經濟層面，近兩年來，新加坡經濟出現明顯下滑。從數據來看，2016年，新加坡前三季度均出現環比萎縮，雖然第四季度實現瞭回升，但是全年整體2%的增速仍然讓曾經的經濟輝煌越來越遙遠。即使在增速高達2.9%的第四季度，新加坡的失業率卻升至2.2%，達到6年以來的高點，房價則環比下跌0.4%，已是連續第13個季度下跌，創1975年公佈數據以來最長時間下跌紀錄。
作為國傢控股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傢，新加坡的兩大國傢投資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公司（下稱“淡馬錫”）是其最為核心的經濟支柱，而這兩傢公司過去兩年也虧損慘重，GIC業績在2015—2016財年出現瞭下滑，過去20年業績收益率由4.9%跌至4%。淡馬錫去年則出現瞭240億新加坡元的巨額虧損，2016財年一年期股東回報率則為-9.02%，與成立以來15%的總回報率形成瞭鮮明對比。最近，新加坡經濟支柱之一的新加坡航空集團再次爆出其2017年第一季度虧損1.38億新加坡元，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純利8.04億新加坡元和2016年第一季度純利2.25億新加坡元，下滑顯著。
新加坡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地步的呢？從經濟上講，這正是因為其國傢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先天的狹隘性。雖然今年以來，新加坡經濟出現瞭增速上漲的跡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新加坡經濟模式自身的“硬傷”對其經濟發展正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
首先，新加坡自身經濟結構存在一定程度的畸形。新加坡以服務業與制造業為主，其自身發展依賴的是開放的市場與高效的人才資源，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近兩年來，新加坡服務業和制造業的下滑直接帶來瞭整個經濟的下滑，重創瞭經濟基礎。
其次，外向型經濟具有明顯的脆弱性與敏感性。當下，全球經濟的不景氣與不穩定仍在持續，作為貿易為主的國傢，新加坡的經濟更是受到直接影響。難民、恐怖主義帶來的世界政局動蕩更是加劇瞭政治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一系列倡導“本國優先”的政治傢上臺後，世界范圍內民粹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更是嚴重地沖擊瞭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最後，偏安一隅很容易被時代拋棄。近些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傢的崛起，新加坡面臨的外部競爭加劇。僅我國上海港的崛起就直接對新加坡港口的吞吐業務量造成瞭巨大沖擊，新加坡曾經的世界第一大港口的殊榮也拱手讓出。2016年11月，中國—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正式開航更是讓中國突破馬六甲的“重圍”，進一步降低瞭新加坡在遠東地區的重要性，克拉運河提上日程也讓新加坡感受到更大的威脅。可以說，不管從內部發展還是外部環境而言，新加坡面臨的形勢都不容樂觀。
“新加坡模式”曾被奉上“神壇”
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傢。獨立的新加坡如同被上天拋棄的孩童，不僅受困於國土面積狹小、資源短缺、工業基礎薄弱等內在因素，還要面對強敵環伺的外部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什麼樣的生存發展道路成為新加坡當時最重要的問題。
當時全世界籠罩在冷戰的陰雲之下，新加坡無疑也要面對到底是采用“蘇聯模式”還是“西方模式”的選擇題。對於這個看上去是二選一的問題，新加坡年輕的掌舵人李光耀卻給出瞭第三種答案，即開創屬於自己的“新加坡模式”。
要三言兩語地概括“新加坡模式”顯然是困難的，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其主要特點。首先是實用主義或稱功利主義的執政方針。這也是李光耀執政的最大特點。在意識形態鬥爭風起雲湧的時代，李光耀不拘泥於某一種思想或理論，而是關註“管理剛獨立的新加坡，照顧200萬新加坡人的生計”。正是因為有瞭明確的目標，才使得他能在建國後專註於解決現實問題，而不像很多新近獨立的國傢一樣，陷入民主的亂局。其次是富有遠見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在中美建交之初，新加坡敏銳地意識到此事的重大意義，迅速以“親美知華”的優勢，扮演瞭中美交往橋梁和平臺的角色，借助美國的強大和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發展而獲得快速發展。再次是善於學習他國的成功經驗。無論是建國之初向以色列學習全民兵役制度，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向日本學習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都使得新加坡能夠少走彎路，迅速騰飛。最後是引進外資，發展轉港貿易和石油集散中心以及進行來料加工。
新加坡模式既不同於“蘇聯模式”，也不同於被西方世界奉為圭臬的自由民主體制。這在當時曾飽受非議，但後來事實證明，李光耀所開創的“新加坡模式”為社會帶來瞭繁榮和進步，給新加坡人民帶來瞭福祉。
“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意義，或許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教授指出的那樣，在於“找到瞭一套適合在由西方大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時代生存的道路”。因此，隨著新加坡經濟的騰飛，“新加坡模式”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國傢的追捧。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出國去看看，並且要向各國學習，特別是向新加坡學習。他們有良好的社會紀律和良好的社會秩序，我們應當向他們借鑒，並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這段話使得全國范圍內掀起瞭學習“新加坡模式”的熱潮。
1997年，中國市長協會組織瞭一批市長赴新加坡參加“中國市長高級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學開始專門設立以中文授課、招收中國學員為主的管理經濟學碩士學位班，並在後來成為度身定制課程培訓中國官員的基地，逐漸有瞭“海外黨校”之稱；2001年，中組部和教育部也先後開始向新加坡選送學員。
客觀來說，“新加坡模式”對於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確實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無論是其對市場經濟高度有效的宏觀管理，還是其宏觀經濟的各項調控法律；無論是其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有效實踐，還是其對於綠色環保孜孜不倦的追求，都為中國的發展和騰飛提供瞭可供借鑒的經驗。
“新加坡模式”緣何式微？
“新加坡模式”的欣欣向榮，可以說一直持續到瞭2010年。這一年，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在這一年，美國為瞭對中國進行遏制，提出瞭“亞太再平衡”戰略，而這一戰略的“始作俑者”正是新加坡。至此，新加坡與中國的甜蜜關系經受挑戰，“新加坡模式”也開始遭到質疑。
到瞭2015年，隨著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更是雪上加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李光耀已經成瞭“新加坡模式”的代言人，甚至就是“新加坡模式”本身。除他之外，沒有人具備同等級別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因此，2015年李光耀的逝世，也意味著“新加坡模式”的式微，而發生於2017年6月14日的李氏傢族內鬥，則是將這種隱憂公之於眾的標志。李光耀子女李瑋玲和李顯揚公開表示，“李光耀的價值觀被自己的兒子破壞瞭”“我們為新加坡擔憂”。
“新加坡模式”的式微除瞭體現在經濟上，還體現在政治上，李光耀逝世後新加坡社會的凝聚力逐漸失去，連李氏傢族內部都出現紛爭，且不斷擴散，以致愈演愈烈，這其實是新加坡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在外交上，新加坡在國際的外交地位可謂“江河日下”，其力推的TPP遭到美國拋棄，“聯美制中”的外交政策也被特朗普政府推翻，新加坡插手南海問題也未能如願。在內政上，李顯龍一直希望扶持兒子李泓毅做自己的接班人，被李傢內部揭穿。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式微，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以李顯龍為首的新加坡執政者，放棄瞭早在建國之初就由李光耀確立的“新加坡模式”的三個最重要的特點。
首先，李顯龍為首的新加坡執政者拋棄瞭“新加坡模式”的精髓——實用主義。面對中國的崛起，李顯龍抱有恐懼和焦慮的傳統西方精英思維，不假思索地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和直接威脅。這種思想不但阻礙瞭新加坡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速列車，還使得新加坡強行地以區區國力妄圖阻擋中國的騰飛，這無異於螳臂當車，後果自然慘不忍睹。
其次，李顯龍為首的新加坡執政者顯然不具有李光耀的遠見卓識，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流失瞭原來所處的中立與平衡位置，快速倒向美國和日本。除瞭提出“亞太再平衡”的戰略雛形，新加坡還插手南海問題，力促美國推進排除中國的TPP。事實證明，新加坡的這些小動作最後都是“搬起石頭砸瞭自己的腳”。最終，不僅“亞太再平衡”戰略名存實亡，南海問題日漸平靜，新加坡刻意追求的TPP也因為美國國會的阻礙和特朗普的退出而壽終正寢。
第三，李顯龍為首的新加坡執政者固步自封，沒有與時俱進地學習其他國傢的成功經驗，尤其是沒有建立起國傢的核心競爭力。回顧李顯龍執政以來，除瞭原有的石油集散地、轉港貿易及其延伸的金融產業外，沒有建立起任何其他獨特的支柱產業。
如果新加坡執政者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那麼，“新加坡模式”前途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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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經濟的半壁江山：淡馬錫、GIC虧損之困
2017年5月，國際金融領域爆出大新聞。瑞銀集團的第一大股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試圖減持瑞銀股票，出售規模達16億美元。減持後，GIC對瑞銀集團的持股比例將從5.1%降至2.7%。
這則新聞之所以意義重大，原因在於它是GIC首次主動公開承認其投資蒙受虧損。對於虧損的數額，雖然GIC至今也沒有給出精確的數字，但根據路透社引述旗下刊物《國際金融評論》的報道，GIC在瑞銀的投資很有可能要面對超過40億瑞郎（約40億美元或56億新加坡元）的實現和未實現虧損。
除瞭GIC之外，新加坡另一傢支柱性的投資公司淡馬錫目前的日子也不好過。到瞭2016年，淡馬錫的凈值較上年減少240億新加坡元，這是2009年以來淡馬錫凈值首次下降。
曾經春風得意的淡馬錫和GIC，如今平價內衣卻落得連連虧損的境地，不及時調整模式與策略恐撕裂新加坡經濟。
淡馬錫CEO何晶
淡馬錫和GIC模式究竟是什麼？
新加坡政府的金融資產有三個去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淡馬錫、GIC。
淡馬錫在爪哇語中是“海城”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古稱。淡馬錫成立於1974年，是新加坡的國有控股資本公司，新加坡財政部擁有其100%的股權，是一傢以市場化方式運營的政府投資公司。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淡馬錫的投資涉及45傢公司，投資組合凈值2660億新元（約合13060.6億元人民幣），是新加坡國民經濟命脈的主宰者。可以說，淡馬錫集監管和投資於一身，在新加坡經濟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GIC則是一傢國有投資公司，成立於1981年，是新加坡最大的國際投資機構，其主要任務是管理新加坡的外匯儲備，跨出新加坡國界向海外大舉投資。GIC的工作職責是幫助政府管理資產，但是資產的所有權都歸政府，通俗地說就是幫政府打工，在長期內以較好的收益來保證外匯儲備的購買能力。GIC一直被稱為“亞洲最大與最神秘的投資者”，目前管理的資產超過千億美元，其規模與巴菲特掌管的投資帝國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相當。
雖然同為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投資公司，但淡馬錫與GIC仍然有很多區別。在治理結構方面，雖然淡馬錫和GIC是新加坡政府全資擁有的兩個國有企業，但根據新加坡憲法，淡馬錫的董事會成員變動、首席執行官變動和儲備金的動用需要新加坡總統批準；GIC則僅在董事會成員變動時需要總統批準。在運營模式方面，淡馬錫進行商業化運作，追求利潤，正常納稅並向股東分紅，其財務狀況也由會計師審計；GIC則受托管理政府的大部分金融資產，並不對這些資產擁有所有權，隻是收取管理費用，GIC的財務狀況通常由總統任命的總審計師審計。在投資目的方面，淡馬錫看重高回報，因此更願意承擔高風險性的投資，而GIC的投資目的不單純為瞭盈利，還在於保持外匯的價值，因而GIC會涉及各種資產種類的合理配置以降低風險，其大部分投資都是在公共市場交易的股票、證券和貨幣，僅有小部分在私募股權和房地產。在投資地域方面，淡馬錫的投資有30%左右在本土，對新加坡很多大型國有企業保持控股，GIC則管理著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全部投資都在海外。
淡馬錫依靠政商關系的做法不可持久
不可否認，在淡馬錫和GIC成立之初，二者的確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淡馬錫和GIC模式已經不太適應時代要求，開始日漸式微。
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淡馬錫在新加坡和中國的資產分別占投資組合的29%和25%，美國位居第三占10%，歐洲占8%。可見，其大部分投資在新加坡和中國。但是，隨著新加坡和中國經濟力量的此消彼長，淡馬錫的投資回報將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
在新加坡方面，由於新加坡本身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的先天不足，其市場增長空間極其有限，這導致瞭淡馬錫在新加坡投資的盈利空間日趨見頂。近年來，隨著周邊國傢經濟的陸續起飛，新加坡失去瞭很多生意，其國內市場非但沒能實現有效增長，反而呈現出日趨萎縮的頹勢。在中國方面，日趨增長的經濟體量，讓淡馬錫陷入瞭進退維谷的窘境：中國經濟下行，會沖擊新加坡的投資與貿易；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中國提供瞭更多的選項，對新加坡投資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即使如此，淡馬錫本來可以憑借其華人為主以及語言便利的獨特優勢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但新加坡偏偏唯美日馬首是瞻，更為嚴重的是，它一度挾美日自重，拉其遏制中國的發展，這已經引起瞭中國的高度警覺，長此以往，不僅會影響中新關系，還會影響淡馬錫控股對華投資，減少其在華所能分享到的利益。
事實上，淡馬錫的投資回報已連續數年低於其財富增值標準。2015年，標準普爾甚至聲稱淡馬錫的風險級別與希臘、牙買加相近，並要調整其信用評級。再加上2016年其凈值虧損240億新加坡元，其處境的確不容樂觀。
淡馬錫的問題在於其體制與模式。淡馬錫在某種意義上采用的是傢族管理體制。李顯龍是新加坡政府總理，李顯龍夫人何晶是淡馬錫CE運動內衣穿法O。這種依賴於李傢的體制，很容易與李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淡馬錫模式過分重視政商關系，曾經為此付出過沉重代價。例如，2006年，淡馬錫利用與時任泰國總理他信的關系，與其傢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團達成協議，以約合18.8億美元買到西那瓦集團49.6%的控股權。這激起泰國大規模的民族主義反彈，並引發瞭泰國的政治危機。同樣的案例也發生在印度尼西亞電信公司。這種依靠政商關系的做法終究不可長久。
GIC缺少制衡機制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GIC。這傢專註於投資海外資產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似乎一直沒能緩過勁來，重振昔日雄風遙遙無期。這一方面存在著市場的原因，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際市場整體上急轉直下，除瞭中國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之外，全球經濟一蹶不振，復蘇的步伐極其緩慢。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GIC很難找到可供其投資的優質項目，退出也成問題。但GIC模式走到盡頭的核心問題，還是其嚴重缺乏透明度、決策的民主程序和制衡機制不足。
這裡僅以GIC投資瑞銀為例以解剖麻雀。
2007年底，金融危機的浪潮開始吞噬美國和西方世界，作為全球最大財富管理公司，瑞銀集團因為次貸危機，額外資產減值近100億美元。為解決此次危機，瑞銀著手引入GIC以及中東投資者註資。關鍵時刻，GIC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現，向瑞銀註資97.4億美元，並借此持有瑞銀9%的股權。如此大手筆，也是GIC歷來對單一公司最大筆投資。
對於此次投資，GIC時任副主席、現任新加坡總統陳慶炎表示，“我們的投資組合是長期性的投資。我們投資瑞銀是因為它有獨特的長項。瑞銀在全球財富管理方面做得很好。因此，我們很有信心這些投資會長期給我們帶來很好的回報。” GIC甚至對自己能夠在一個星期內作出如此巨大的投資決策頗為自豪，這體現瞭新加坡效力。
事後來看，當時GIC顯然小覷瞭金融危機的巨大破壞力。盡管GIC大筆輸血註資，但是，瑞銀的股價卻依然沒有止住下跌的趨勢。令人意外的是，面對連年虧損和股價下跌，GIC卻似乎失去瞭敏銳的嗅覺，沒有及時斬倉止損，盲目崇拜瑞銀的品牌。
根據瑞銀發佈的2007年財報，瑞銀全年虧損43.84億瑞士法郎，但當時的GIC卻逆勢而動，繼續增加在瑞銀的股權占比，一度達到9.54%。整個2008年，瑞銀集團虧損196.97億瑞士法郎，是該銀行歷史上最大的全年虧損，但2008年5月，瑞銀按每20股配7股新股的方式配售，GIC全數認購，再度註入約7700萬新加坡元。對於這樣的決策，沒有任何制衡機制予以制約，哪怕是來自於所謂的政府“精英”的提醒都沒有，盡管新加坡一直自詡“精英治國”。
到瞭2009年，連GIC主席李光耀都已經意識到，由於太早進場註資瑞銀，導致蒙受賬面損失較高，但GIC時任副董事長陳慶炎卻依舊信心滿滿。他曾多次表示，仍然對瑞銀的前景有信心，甚至在瑞士政府賣掉瞭持有的瑞銀9%的股權後，GIC依然表示，“作為瑞銀的大股東，以長遠來看，我們仍然對前景有信心。” 到瞭2010年，面對已經達到51億美元的巨額虧損，GIC還是沒能意識到敗局已定，時任首席投資官黃國松表示，可能需要比最初預期更長的時間才能收回該筆投資，但對瑞銀的長期前景“有信心”。
GIC的瘋狂豪賭最終沒能挽回敗局。於是，就有瞭上文提到的GIC減持瑞銀股票致使巨額虧損的新聞。
有國外媒體估算，GIC目前管理的資產超過3000億美元；淡馬錫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價占到整個新加坡股票市場的47%。可以說這兩傢公司，幾乎主宰瞭新加坡的經濟命脈。一有風吹草動，無疑會嚴重地影響新加坡經濟。
如前所述，GIC與淡馬錫近年來的式微，並非是偶然，也不僅僅是市場因素，其體制滯後於時代及其模式失靈是根本原因。如李瑋玲和李顯揚在聯合聲明中所言，“自從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逝世以來，我們就因為李顯龍濫用他的地位和對新加坡政府及其代理的影響力而推進其私人日程，感受到威脅。我們擔憂的是，這種體制對於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缺少制衡。” 李氏傢族內部其實已經看出問題的根源，關鍵是願不願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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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出路
毫無疑問，新加坡目前仍然算得上標準意義上的發達國傢。2016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達5.29萬美元，是日本人均GDP的1.63倍，是韓國人均GDP的1.94倍，是中國內地的6倍多。
然而，同樣是在2016年，新加坡卻遭遇瞭GDP總值“滑鐵盧”。曾經被譽為“花園城市”的新加坡，到底怎麼瞭？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新加坡為什麼能夠走向成功？
新加坡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要素之一，是其所處的地緣位置。新加坡利用馬六甲海峽，建設轉口貿易基地，讓它取得瞭巨大成功。中國改革開放前，新加坡充分利用東亞經濟崛起這個機會實現瞭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讓新加坡進一步發揮瞭轉口貿易國的優勢。新加坡之所以能獲得這些好處，在於其在中美之間準確的政治定位——中美聯系的橋梁。但令人遺憾的是，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新加坡政府對中國的憂慮開始快速增加。當新加坡選擇不再扮演中美之間的橋梁後，其繁榮自然會遭到嚴重打擊。
弄清楚瞭新加坡衰落的癥結後，隻有對癥下藥才是新加坡未來持續繁榮的唯一方法。
在政治上，李顯龍必須拿出勇氣脫去新加坡假民主的外衣，徹徹底底地完成從“威權”到“放權”的過渡。李光耀時期，新加坡的政治可以概括為“有儒傢傳統思想的理想主義者通過馬基雅維利式的手段實現霍佈斯式的秩序，以及邊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這種威權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既由於新加坡當年建國時處於極其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也由於李光耀本人所具有的無與倫比的權威和人格魅力。
如今時過境遷，新加坡已經成為發達國傢，當年危機四伏的周邊環境大為改善，李顯龍本人也不具備李光耀那樣崇高的威望，因此，李顯龍無力延續威權政治的模式。隻有轉而切實推進放權，完善現有的選舉和多黨制度，把民主落到實處，讓真正有能力的人、“置國傢和人民於第一位”的人脫穎而出擔任領導人，並建立制衡機制，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
在經濟方面，新加坡因為一直不遺餘力地慫恿美國遏制中國崛起，其經濟也深受其累，已經承受瞭越來越大的壓力。隨著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馬來西亞皇京港的竣工和運營，這種壓力將會持續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李顯龍需要考慮新加坡資源缺乏的實際情況，克服自身經濟結構上的畸形問題，解決新加坡沒有國傢核心競爭力的問題。需要通過引入人才、降低成本等措施，把新加坡打造成“金融、智能、生命科學”為核心競爭力的“矽谷”。與此同時，新加坡經濟過去的發展與騰飛，除瞭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外，還得益於其扮演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橋梁。因此，李顯龍必須重新擺正新加坡的定位，消除前期政策造成的負面影響，隻有搭上中國經濟的快速列車，才能保證新加坡經濟的長期繁榮。
新加坡作為一個華人占瞭70%的國傢，與中國本來就具有“血濃於水”的親情。隻要新加坡能夠徹底改變現在的外交政策，既不做名義上的“騎墻派”，更不做實際上的親近美日、仇視中國的“急先鋒”，真正放棄“丫鬟的命小姐的心”的不切實際的外交戰略，以其實際的核心利益為原則，那麼新加坡的未來就仍有可能在“遠親不如近鄰”的現實中，搭乘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作者：陳九霖
責任編輯：鐘齊鳴_NF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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